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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 2022-09-30 03:56:34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主要有:
①和法律是权力的基础。
②君主应当大权独揽,
注重实力,精通军事。
③君主不应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只需考虑效果是否有利,不必考虑手段是否有害 ,既可外示仁慈 、内怀奸诈,亦可效法狐狸与狮子,诡诈残忍均可兼施。
④君主可以和贵族为敌,但不能与人民为敌。
⑤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
他所主张的政治权术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是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以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著称于世,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也因之成为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
它通常分为高马基雅维利主义和低马基雅维利主义。高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个体重视实效,保持着情感的距离,相信结果能替手段辩护。
低马基雅维利主义易受他人意见影响,阐述事实时缺乏说服力。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比低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更愿意操纵别人,赢得利益更多,更难被别人说服,他们更多地是说服别人。
但这些结果也受到情境因素的调节。
马基雅维利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主张结束意大利在政治
马基雅维利办公厅(佛罗伦萨韦罗基奥宫) (11张)
上的分裂状态,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他抛弃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教条式的推理方法,不再从《圣经》和上帝出发,而是从人性出发,以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为依据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他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国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他的国家学说以性恶论为基础,认为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国家是人性邪恶的产物。他赞美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他认为,当时处于人性堕落、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状况的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
他向君主献策,阐述了一套统治权术思想:
1、军队和法律是权力的基础。在和平时期军队起到维护社会治安,象征国家的军事力量的作用;在战争时期,军队就成为了君主抵抗外来侵略,保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
2、君主应当大权独揽,注重实力,精通军事。
3、君主不应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只需考虑效果是否有利,不必考虑手段是否有害,既可外示仁慈、内怀奸诈,亦可效法狐狸与狮子,诡诈残忍均可兼施。
4、君主可以和贵族为敌,但不能与人民为敌。
5、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他所主张的政治权术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最著名语言“为了达到一个最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的手段”。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 , Niccolo 1469-1527)是佛罗伦萨的爱国者、公务员,以及政治理论家。
他于1498年进入统治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十人执政团(the Council of Ten) 服务,随后奉派出国担任外交任务,这个工作使他获取许多足供萃取的经验,以作为往后政治与军事技巧诤谏的素材。1512年共和国崩溃,曾长期支配佛罗伦萨政局的麦迪锡家族(Medici Family)重掌权力。
由于马基雅维利意外不当地卷入一场谋叛该家族的阴谋,因而遭受逮捕和折磨。获释后,被逐出城区,退隐至距离佛罗伦萨南方七里的圣安德列(Sant'Andrea) 的小农庄。
马基雅维利失意的余生,即专注于写作,其中一些著作试图说服新任的统治者,恢复他所热爱的处理政务的职位。 写于刚遭贬逐不久的《君王论》(The Prince , 1513),乃一忠告君王的短书,焦点在终章讨论如何从外国支配下解放意大利的问题。
虽然一些作家(最有名的是史宾诺莎和卢梭)认为该书是讽刺君主政体之作,但是《君王论》显系为毛遂自荐而写的阿谀文章。安顿了流亡生活之后,马基雅维利一边经营农场,一边写作《论李维著罗马史前十书》(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of Titus Livius , [1532] , 1950)。
此书一系列反省政治技巧,大量取例于罗马共和国,虽然明显流露其同情共和的观点,但其中对于无情和不道德的政治手腕的坦率讨论,却不少于《君王论》,因此遂令其恶名昭著。1520年,他写成《战争之艺术》(The Art of War) 并着手写《佛罗伦萨史》(The History of Florence) 。
其喜剧作品《曼陀罗花》(Mandragola) 仍是当今意大利文学经典之一。1527年麦迪锡家族被推翻,恢复共和政体,但新成立的政权并未征召他;马基雅维利卒于同年六月。
马基雅维利批评以往的作家谈论政治时只涉及理想的与想象的国家,他宣称自己所处理的政治问题是具实效的真理(verita effettuale)。处于深思市民人文精神(civic humanism)传统的马基雅维利,极度关切城市的宪政体制以及英雄人物的光荣事迹。
他对这个时期之苛酷现实作风的贡献,是他认识到具有政治家情操的英雄不必千篇一律遵循基督教的道德蒙诫,而实际上某些老套的道德格言压抑君王的结果却极可能直接导致其毁灭。他辩称,一个君王因此必须明了如何不为善(how not to be good),并且顺势 (according to necessity)运用这种体认。
此外,他也认为正在巩固其权力的君王必须知道怎样支配人们的想象力。鲍吉亚(Cesare Borgia) 即能达到此境界;马基雅维利服职于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曾与他交涉过。
鲍吉亚曾派遣手下将领欧柯(Ramirro daorca) 以必要的残酷手段,镇抚新近征服的罗曼迦那(Romagna); 然后他差人杀了欧柯,使之尸体身首异处,弃置于席塞那 (Cesena) 的广场。此举是为了安抚当地的怨尤之声,而且无疑也想操纵人们的想象力。
马基雅维利在《君王论》的第七章写道,这个残暴的景像“同时带给人们满意和惊讶”。有人常说,马基雅维利相信私人的道德生活和政治家的道德是两回事。
然而,尽管他有犬儒的风格,但他对善恶率直认定的断然态度却绝不摇摆不定。统治者并未被赋与一种不同的道德原则;只是统治者被解释为道德本身的守护者,而于必要时得以侵犯道德规范。
将其劝谏君王的语言换成对于正在出现的现代国家(他对此有敏锐的观察) 特征的描绘,这点便成了国家理由 (reason of state) 的观念。 马基维力绝非鼓励任何犯罪行为。
政治家是文明的创造者,除非为了公益,他们的野心并无荣耀可言。他以稍带保留的态度,谈论政治活动里适当使用残暴手段的问题。
必要使用残暴手段的判断标准是:它不能流于滥用。而且,这种效性与荣耀伦理的结合,是他极为独特的态度。
马基雅维利在一段通常译为“目的合理化手段”的文字中写道:“当行为指控他时,行为的结果却应宽恕之”。但他所关心的不是道德的合理化,而是由臣民和史学家所做的适当判断。
从这个技术的观点而言,宗教是重要的,因为它可使人勇于献身、强化其德行。马基雅维利以拉丁式风格,强烈反对教士干政,而且时常率直地反对基督教,因它的谦卑论削弱了政府,并阻止严肃的军事狂暴行为。
他只赞美现世的英雄而非来生的虔诚奉献者。 写作《论李维著罗马史前十书》这一面的马基雅维利鲜为人知,却更历久弥新。
在此书中我们发现一种社会冲突理论:人们相互斗争竟使国家保持统一,而免崩溃的趋势。他留传给后代思想家一个古典的理念,即任何持久的政体必须在君主、贵族、民主三种要素之间维持平衡。
创造以及维系一个在市民公共领域中超越私人与家族偏执的国家,虽是人类的最高成就,但却有其终局的恶运。因为国家创造和平,和平带来繁华,当人们逐渐习惯繁华与和平的日子,他们便丧失公德,放纵私人的情欲;用马基雅维利的话说:自由屈服于腐化。
这个强调公民参与的传统,甚至在近代早期欧洲的绝对君主政体中亦未曾断绝,而从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开始即成为主流。它构成现代所谓“民主政体”的许多内容。
然而,在通俗的想象中,马基雅维利总成为以操纵取乐的代言人,及最善于描绘权谋的作。
他所追求的东西从来就没有变过,一个共和制的统一的祖国。
无疑要达到这个目的则必须使用现实的政治权术,而不是那些理想的政治道德.实际上我们必须清楚,虽然马基雅维利主义是现实政治权谋的代名词,但是并不意味在之前这些东西就不存在.实际上这些东西一开始就与人类的政治生活密不可分,只是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有勇气把这些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此与其说是马基雅维利先生发明啦马基雅维利主义,不如说其毫不留情的撕下拉那些统治者的遮羞布,使得他们丑恶的面容暴露在世人面前。
在综合啦这些东西后我们有理由赞同卢梭的说法“马基雅维利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实际上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告诉他们他们被怎样的人所统治者,实为共和党人的宝书”确实是如此表面看起来他是在指导君主如何奴役人民,然而当那些君主奴役人民的手段和他们那恶劣的本性暴露在人民之前时,当人民有充分的觉悟之时,也可以在的指导之下去追求他们的自由与权利。
马基雅维里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坚决倡导者。他认为,由于教皇和教会的存在、各城邦国家的彼此嫉妒和相互蔑视,使意大利丧失了中世纪时期在商业和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因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倍受西班牙、法国、德国的蹂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急切需要趋向稳定统一秩序的政治变革。马基亚维利主张建立统一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结束意大利的分立状态。为了统一意大利,马基亚维利认为应该不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可以不择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第80页)
对于一个君主来说,不仅不必具备各种美德,而且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在慷慨与吝啬方面,“明智之士宁愿承受吝啬之名,因为它虽然带来丑名但是不引起憎慨,追求慷慨之誉,则必然招致贪婪之名,而贪婪之名则使丑名与憎慨俱来。”(第78页)
“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看见只有那些曾经被称为吝啬的人们才做出了伟大的事业,至于别的人全都失败了。”(第77页)
在残酷和仁慈方面,君主对于残酷这个恶名不必介意,所应重视的倒是不要滥用仁慈,因为仁慈会带来灭顶之灾, “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第80页)
但君主要掌握好使用残暴手段的限度和范围,即损害行为要一下子干完,对臣民的财产和他们的妻女不要染指。在守信和天信方面,君主应当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第83-84页)
当遵守信义对自己不利或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不复存在时,一位英明的君主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但君主又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要显得具备一切优良品质。“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第86页)
在书中,马基雅维里还提出君主必须学会避免那些可能使自己受到憎恨或轻视的事情。君主必须像提防暗礁一样提防被人认为变幻无常、轻率浅薄、软弱怯懦、优柔寡断,他应该努力在行动中表现伟大、英勇、严肃庄重、坚忍不拔,使人们对自己抱有“谁都不要指望欺骗他或者瞒过他”的见解,这样才能对抗一切阴谋,坐稳江山。(第87—88页)
同时,君主为避免自己因袒护人民而受到贵族非难、因袒护贵族面受到人民的非议,就应设立作为第三者的裁判机关(议会),而用不着国王担负责任。“对于国王和王国来说,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制度更好、更审慎,再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安全的了。”(第91页)
君主务必把担带责任的事情委诸他人办理,而把布惠施恩的事情由自己掌管。一位君主必须依靠他的行动去赢得伟大人物与才智非凡的声誉。当一位君主公开表示自己毫无保留地赞助某一方或反对另一方,他也会受到尊重,采取这种态度明确的办法总是比保持中立更有用处。(第 107页)
另外,一位君主必须表明自己是一个珍爱才能的人,起用有才艺的人们,对于各个行业中杰出的人物给予荣誉,激励公民在职业上能安心地从事其职务,给人民以欢乐。君主对待臣下一方面要使他感恩戴德、分享荣誉、分担职责,另一方面要避开诌媚者。总之,君主不应相信命运,要使自己的做法符合时代的特性,完成“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的伟业。